沉没原因调查

为了揭开“跃进”号沉没之迷，周恩来总理果断地决定立即组织调查。并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

根 据周恩来指示，调查“跃进”号沉没原因的海上作业编队很快在上海组成。其中，由东海舰队的护卫舰、扫雷舰、猎潜艇各2艘组成了3个战斗警戒分队，由上海 海运局的“和平60号”货船、上海救捞局“救捞1”、“救捞8”号和海军的“海设”号4艘舰组成第4分队，即水下作业分队。整个编队包括海军指战员和地方 潜水员、船员、干部共1097人。

5月12日，周恩来乘飞机从杭州到达上海，在下榻 的锦江饭店听取调查“跃进”号沉没原因准备情况 汇报后指出：在调查“跃进”号 沉没原因工作中，一定要贯彻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不仅要注重和阶级敌人作斗争，而且要注重和自然界的敌人作斗争，要实事求是，要有科学态度。下午和第二天上 午，周总理又对编队出航的准备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他走遍了每艘船舶、每一个岗位，详细询问了各种情况和可能发生的问题。他还到上海海军医学研究所看望 了正在那里进行减压训练的潜水员，亲自为刚从高压氧舱里出来的潜水员把脉……。下午为上海和海军部分干部和形势报告，并分析了“跃进”轮沉没的原因。有敌 人破坏的可能，也有触碰礁石的可能，要求大家一定要实事求是。

5月15日，出海调查 作业编队组成了编队的指挥机构和临时党委。5月18日，调查舰船编队在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和政委刘浩天率领下驶向“跃进”号失事海 区。是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关于调查“跃进”号货轮遇难事件的公告。编队在海上冒着浓雾仔细搜寻水下沉船和礁石目标。20日7点30分，编队发现苏 岩礁。22日下午终于找到“跃进”号沉船。先后向北京发出了“发现苏岩”和发现“跃进”号 沉没位置，在苏岩方位148°，距离1.2海里，即北纬32°06′，东经125°11′7″的两份电报。24日首批潜水员下潜成功，探摸到沉船船首的跃 进两字。24日至6月1日共72人次42小时的下潜作业，基本摸清了苏岩和跃进号船体擦碰及受损情况：在苏岩礁西南角一块长约3.5米，宽不到1米的平坦 岩（水深9米）上有遭受触撞的明显痕迹。在岩顶被撞处周围有许多岩石碎块，并取回8块。潜水员还发现部分礁石上有与“跃进”号船体颜色相同的红丹油漆皮残 片。“跃进”号 船体破损情况，计有破洞三处，凹陷五处，船龙骨折列一处。在第3货舱后部与机舱之间的船底处有纵向裂口一道，长17米，前端宽约15厘米，中间宽约40厘 米，后部宽约3厘米，上口钢板外翘，下口钢板里卷，在裂口尾端嵌有压碎的礁石粉末；在上述裂口后端向上约24厘米处，船底钢板焊接部位有纵向裂缝一条，长 92厘米，宽5厘米；在机炉中舱部船底部有长约60厘米，前宽15厘米，后宽8厘米的三角形破口一个。由此确证“跃进”号货船系触撞苏岩礁石后破损并导致 沉没的事故原因。潜水员还在沉船体内取出“跃进”号航海日志3本及礁石等物品共41件。于6月1日完成了潜水调查探摸任务。

至此，终于弄清“跃进”号沉没并不是遭到鱼雷攻击，而是触礁。“跃进”号由于操作失当，偏离了正常航线，受到隐没在水面下的苏岩礁“致命一击”，之后又拖行了约2公里，两个多小时后才沉入海底。

舰船编队迅速将上述调查结果依次用电报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看完最后一份电报，马上指示新华社发表声明：“经过周密的调查，已经证实‘跃进’号是因触礁而沉没的”。

时 任上海打捞局局长张智魁曾建议打捞沉船。但由于某国际保险公司（“跃进”号购买了该公司保险）为息事宁人，愿赔付能购买两条“跃进”号的保险金，加上作 业区域情况十分复杂，6月1日下午，编队传达周总理通过中央军委总参谋部转达的指示：鉴于调查作业已基本完成，编队应于6月2日或3日返航。

6月2日清晨，编队最后一次组织潜水复查，取出了“跃进”号航向记录本、国旗和有关资料，收拾好所有器材，撤离作业区。

影响深刻

“跃 进”轮触礁沉没，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教训深刻。为了接受该事故的教训，同年5、6月份，交通部和海军司令部分别召开了关于“跃进”沉船事故的分 析会和研讨会，认真总结分析这起事故。据彭德清主编的《中国航海史》记述：海军航海专业干部和海军院校教员应用误差理论，从航海工作方面分析 事故发生的教训，其要点：一是选择的航线不安全，离危险物太近；二是应当准确测定罗径差和计程仪改正率；三是应当认真研究海区情况预先采取避险措施；四是 要充分利用陆标条件测定船位。

交通部从上到下多次进行分析总结汇编了《跃进轮触礁沉 没事件的教训》小册子。从开辟中日航线的组织领导、使用跃进轮首航中日航线、船员调配工作、货载组织 工作、转向点和航线、开航前的航行准备工作、航行中的驾驶操作、出事后的应急措施、弃船与人员被救、通讯联络工作、船舶保险与索赔、船舶政治工作等12个 方面总结了各项准备工作以及存在问题教训和应该改进的意见。“跃进”轮 沉没事件，是对交通安全工作的大检查，存在问题的总暴露。事件的直接原因虽然是由于驾驶操作错误所致，但也暴露了这次开航工作中各个方面的问题。在组织领 导上多头分散，无人负责；制订航线不明确，转向点规定不当；船员调动过多过急；政治思想工作没有跟上；通讯联络办法上下脱节，造成混乱等等。几乎没有一个 环节没有漏洞。从交通部到所属单位各级领导，思想麻痹，盲目乐观，工作粗糙，缺乏严肃负责精神，没有自始至终地坚持领导，造成了整个开航工作的混乱。在具 体工作中，不相信群众，把保守秘密与相信群众对立起来，设计的航线（非常用航线）一直到船离开青岛港才向驾驶员交底，没有认真研究航线特点和应该采取的措 施。在用人方面片面强调政治上绝对可靠，忽视技术和实际操船能力。在确定“跃进”轮 首航日本的一个多月中，又两次调换船员，调动面占全船人员的30％。人与人不熟，人与船脱节，不熟悉船的特点，有的驾驶员不会使用船上的航海仪器。特别是 在开船前又调换船长、三副、三管轮和事务长等7人。把从接、轻重载试航就在该船的老船长调下船，换上一位十几年未上过船的船长。这些隐患因素叠加在一起， 最后导致“跃进”轮在首航途中触礁沉没

不幸中之大幸：“跃进”轮首航前买了保险

跃 进轮在首航日本之前，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保了船舶全险、费用险和战争险，计保额125万英镑，其中船壳机器100万英镑，费用增值25万英镑，按当时 汇率约合300余万美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欧洲保险市场妥善安排了对外分保。原人保公司自保21万英镑，其余104万英镑通过再保险，分给了20多个国 家的90家保险公司。

在确认“跃进”轮沉没遇险后，中方即给英国保险经纪人发电传，询问分保情况：“关于‘跃进轮’分保事宜，相信你方已全部安排完毕，请出具保单。

对方回电称：“我方收到分保申请后即去劳合社安排，因时间所限，只分出80万英镑，并已通知你方，这80万英镑没有问题。本当继续安排所余20多万英镑的分保，但日前我方一进劳合社，就得到了沉船的坏消息。所以非常抱歉，20多万英镑未能再行分保。”

客观地讲，这是中国自建的第一艘万吨巨轮，也是人保公司出具的第一份海轮保险单，很多技术问题都需要逐一核实清楚。所以出单比较晚，但能分出80万英镑已是不幸中的大幸了。百忙中的周总理时刻都牵挂着“跃进轮”的命运

当时参加国务院会议的除交通部、外交部等部领导外，还有一些军队领导。总理问：“船沉了，但我们有保险，能不能从国外拿回赔款？”在得悉可以拿回80万英镑赔款后，紧接着又问：“如果是被潜艇打沉的赔不赔？”

林震峰回答说：“赔，那属于战争险。海运保险使用两个条款，一个是海运险，一个是战争险，同时都有效。”

这时，旁边一位操浓重四川口音的高个子老将军插了一句：“呵，哪有这样的好事哦！”

周总理听了，微微一笑，转头嘱咐林震峰等人说：“你们将这次赔案的单证、资料送给外交部，请外交部条法司的专家帮助研究一下怎样得到足额赔款，要紧密跟外交部配合，与国外打交道，争取早日要回赔款。”

6月2日，中方公布了“跃进轮”沉没的勘查报告。按照总理指示，6月18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再保险科业务人员，继续发电传给国外各分保接受公司，据理力争，以全款索赔。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几日后，国外分保公司回电一一确认了应承担赔款金额。

65天后，1963年11月20日，“跃进轮”分出的104万英镑全部摊回，及时地补偿了国家的外汇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