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郑洞国与全家合影。

后排右起：长子郑安飞、长女郑凤云、郑洞国、夫人顾贤娟、长媳焦俊保；前排右起：长孙郑建邦、小女郑安玉、次孙郑耀邦。

1987年，郑洞国(左)在长孙郑建邦陪同下重访黄埔军校。

194 8年10月，长春解放后，郑洞国(中)被送往哈尔滨。

第十七期

“我当时看到那个太阳都是没有光芒的。”1948年，45岁的郑洞国临危受命，任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官、吉林省主席，驻守长春孤城，与共军对峙，被困7个多月。从3月25日上任到10月21日投诚，他认为，这是自己“一生最为艰难和痛苦的一段时光”。

10月21日凌晨，郑洞国所在的司令部外响起了激烈的枪声。“这该是共军发起的最后攻击吧，”他想。随即身着戎装，神色庄重，平躺在床上，准备用枕头下的手枪自戕，可手枪早已被部下收走，他被迫投诚。此时，“兵不血刃”，共军终于完成了对长春的“和平解放”。

20世纪50年代离开东北后，郑洞国后半生未再踏足这片土地。

失守长春

1950年郑洞国离开东北后再也未回过

长春，1948年7月，格外漫长和燥热，这是这座城被包围的第二个月。

市内存粮急剧减少，粮价飞涨，市场混乱。根据吉林省档案馆收藏的时国民党陆军新编第一军重炮营第二连少尉指挥员胡长庚的日记，到7月16日，高粱米从最初的几元一斤涨到了每斤90万元；7月18日，他写道：“长春真不成世界了，这个死城。”亲历者后来回忆起当时的长春，常称其为“死城”或“人间地狱”。

5月底丢失机场后，长春与外界唯一的空中交通被彻底断绝，粮食补给更加困难。

7月以来，这座城市已有饿殍出现。

郑洞国在回忆录中说，“因身体极度虚弱而病死、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就死去了，尸首也无人安葬。后来街市上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惨剧，我虽下令追查，但也不了了之。”他曾发动地方“慈善机关”收容被抛弃的婴孩，又动员军队眷属抱养，但弃孩越来越多，有时每天竟多达近百名，许多孩子因此而死掉。他还下令处决了3名囤积居奇的不法商人，又严处抢藏空投物资者，但这类事件仍屡禁不止。他不得不要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发行本票，票面数字最初是几十万元一张，后来提高到几十亿元，甚至几百亿元一张，临到长春快解放时，一两黄金也换不到几斤高粱米。

面对极度饥饿威胁下的长春百姓，郑洞国自知前途茫茫，却不得不假装镇定，尽力维持秩序。到8月及9月份，他说：“长春已在山穷水尽的边缘了。”

8月初，郑洞国收到蒋介石在庐山发来的电令，开始开放南向沈阳、东向永吉两条路口，将长春城内的居民向城外疏散。

1933年出生的沙秀杰和她的家人就在这个时候逃出了城，但由于出城不畅，大批百姓因此聚集在两军阵地之间的真空地带，出不得，入不能。沙秀杰一家人滞留在洪熙街(现红旗街)上，她的三弟说了句“那我不等了”，当晚饿死。

另一名时任国民党军官段克文回忆，在真空地带停留过的儿子告诉他：“死尸遍地都是，经过热毒太阳一晒，肚皮胀得好高！到处腐臭难闻，真吓死人。”

这些只是死去的上万人中的一小部分。据郑洞国回忆录，这些地方“终日哭号声不绝……饿死、病死的人无法计数，据说长春解放时，在城东、南郊一带掩埋的尸体就有几万具。”时任长春市市长尚传道回忆，在哨卡内外地区掩埋的尸体约8万具，卡哨以内居民，几乎每家都有亲人死亡。

“当时我眼中的太阳，已失去了光芒，我真正体会到所谓日月无光的滋味。”作为司令官的郑洞国非常痛苦，“长春本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此时城内外却是满目疮痍，尸横遍地，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间地狱，人民遭受了一场亘古少有的浩劫！”长孙郑建邦在广州接受采访时说，祖父晚年每次回忆起长春围城，都是心惊肉跳，感到万分痛苦和歉疚，觉得此生此世都愧对长春的父老百姓。

1948年10月21日凌晨，随着中央银行大楼外的一阵枪响，长春彻底解放。这一年的长春围城，是郑洞国军旅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

1950年郑洞国离开东北，后再也未回过这里。“文革”后，郑建邦在东北师范大学读书期间，曾邀请祖父回东北，他也没有答应；吉林省党政领导也多次邀请他回长春看看，他都婉言拒绝。

究竟多少百姓死于这次围困，不得而知。郑洞国说，他奉命防守长春时，哨卡线内外居民有50余万人，加上军队、军官眷属、公教人员和警察近70万人；时任国民党新七军参谋长龙国钧回忆，5月底失去机场时，全市居民就只剩下约15万了，到10月解放时，全长春仅有市民五六万。除开早期成功逃离长春的，尚传道认为，死去的长春市民约有12万人。

5个月的围困，树叶、树皮、草根……一切能当作食物的东西，都被掘地三尺，伴随着这座城无声的哀鸣，又和百姓的躯体一起，回归了这片土地。

准备殉职

他给蒋介石发了一封诀别电报，“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

“他的长处在于坚忍不拔。”曾在缅北战场做过其随从参谋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如是评价郑洞国。戎马半生，这位黄埔军校一期的毕业生脑中，大概从未有过投降的念头。

起初，在东北待了整整两年的郑洞国已对局势感到失望，想借病离开，远离内战，却临危受命，要驻守长春。“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在困难的时候，我不负责，有谁负责？”当晚郑洞国辗转反侧，最后说服了自己，在1948年3月底，带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凉心情，抵达长春赴任。

在经历了共军发动的冬季攻势之后，那时的国民党军队只剩下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孤立据点。到任之后，郑洞国立即采取的做法是“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购粮食”。经过这些努力，他自信长春城防固若金汤，可以同共军较量一番。然而5月底长春机场的丢失，使空中交通中断，国军只能龟缩城内，再也不敢轻易大规模出击了。

此后5个月围城，长春真快成为“死城”。郑洞国这边，虽面对百姓的死去痛苦不已，但也“丝毫没有改变坚守到底的决心”。

10月3日，郑洞国开始下令拼死突围，然而这时，他发现士兵们已不能也不肯卖力气打仗了，打了几天，毫无结果。

锦州失守的第二天，10月16日，蒋介石命令突围。紧急时刻，国民党60军起义了，长春一分为二。

60军军长曾泽生给郑洞国写了封信，劝其起义，但郑想起蒋介石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唯恐(自己)在这最后关头因临阵起义而落下个‘卖主求荣’的坏名，故宁愿死心塌地地顽抗到底。”

共军代表给他打电话，劝他不要做无谓牺牲，郑洞国愤愤地答道：“既然失败了，除战到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

新7军参谋长龙国钧来见他，希望郑能一同起义。他说：“你们的做法我是不同意的，既然你们已决定放下武器，那么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好了。”

19日上午，国民党新7军全体官兵放下武器，这前后，包括地方保安部队在内的国民党驻长春各部队也相继集体投诚，只有兵团特务团还据守在中央银行大楼内抵抗，成为重重包围中的一个小小孤岛。

此时对郑洞国来说，是真的山穷水尽了。20日夜，他给蒋介石发了一封诀别电报，“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做好了随时殉职的准备。

21日凌晨，中央银行大楼外突然枪声阵阵，郑身着戎装，平躺在床上，准备自戕，却伸手找不到手枪，他生怕稍迟一刻成为共军俘虏，忙站起来，慌张地在室内寻找任何可以结束生命的器械，不过闯入的国军卫士将他团团围住，阻止了他。原来副参谋长杨友梅等人，已与共产党谈妥，当日朝天放枪，佯装抵抗后放下武器。

第二天，郑洞国经永吉，被送往哈尔滨解放区。

两天后，《中央日报》发表文章《郑洞国壮烈成仁三百官兵全体殉职》，说“孤守长春之东北剿匪总司令兼吉林省主席郑洞国将军，自市区战起，率部坚守核心据点中央银行大楼，与匪英勇搏斗，嗣以弹尽粮绝，终于廿一日上午发出最后之一弹，壮烈成仁，所属三百官兵，亦全体殉职。”

在上海看到这篇报道的郑洞国第二任妻子陈碧莲悲痛欲绝，9月，她还曾写信给郑，问其安好，又担忧又焦急，怪他：“不顾性命在干，这是为了哪种？”

然而另一边，21日的《人民日报》就已发表《郑洞国率部投降 长春完全解放》，后《东北日报》发表了郑洞国到达哈尔滨车站的照片。

至此，郑洞国的军旅生涯结束。

冒名考试

考入黄埔一期开始戎马生涯，成为名将

郑洞国一生的事业始于黄埔军校。

1903年生于湖南石门县南岳寺村一个农民家庭的郑洞国，家里排行老小，有长自己14岁的兄长郑潼国，还有3位姐姐。尽管家里条件不佳，但读过两年私塾的郑父千方百计供潼国、洞国两个儿子读书。郑潼国赴日留学后，回到家乡教书，他口中的“民主”“革命”这类新鲜词语，给郑洞国留下一个观念：清朝皇帝不好，必须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中国才有希望。

1921年，他弃学投考湖南陆军讲武堂，但由于局势混乱，讲武堂无法开办，又只好回到石门县，接着读书。从军不成，郑洞国后来只好报考长沙的商业专门学校(今湖南大学前身)，开始学习经商。

然而1924年，孙中山将在广州创办军官学校的消息传到郑洞国耳朵里，他说服兄长借钱给自己，没有告诉家里其他人，再一次弃学从军，这次，他来到了广州。

但他还是去得晚了些，此时，军校第一期的报名已经截止。正当他大失所望时，朋友黄鳌说，自己初到广州时，怕一次考不上，先后报了两次名。现在他已被录取，却还空着一个名额，建议郑顶着他的名字去考试。郑想了想，觉得除此也无他计，于是决定大胆冒名一试。

就此，郑洞国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始了24年的戎马生活。先后参加东征、北伐和抗日战争，成为名将。再卷入国共内战的东北战场，1948年长春被围困后，他被迫放下武器。

随后，郑洞国参与到新中国的国家建设中来。1952年，他举家从上海迁往北京，被任命为水利部参事，后来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于1979年出任民革中央副主席，还是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

三次婚姻

对于覃氏的死，他悲痛万分，与她结婚十余载，两人和睦相待

1918年，经父亲包办，15岁的郑洞国就和同乡一名大他8岁的农家姑娘覃腊娥结婚了。3年后，他的第一个孩子郑凤云出生，两年后，长子郑安飞出世。第一次东征后，郑洞国回了趟老家，看到了两年未见的妻儿，这期间，覃腊娥又有了次子郑安腾。

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郑洞国派人将在湖南老家的父亲和妻儿接到蚌埠团聚。然而中原大战硝烟还未停，覃腊娥携子女去武昌居住时，不幸感染风寒病故。

他在回忆录中说，听到这个噩耗时，兄长的话犹如惊雷击顶，他眼前一黑，顿时晕厥在地，不知过了多久，才渐渐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对于覃氏的死，他悲痛万分，与她结婚十余载，两人和睦相待，互相从未红过脸。

祸不单行，第二年，郑父和郑潼国护送覃腊娥灵柩回石门，路途上，竟遇土匪，郑父惨遭杀害。数月之间，先后两位亲人离世。

郑洞国的第二次婚姻始于1933年，他出差南京，看望病中住院的老乡，与陈碧莲邂逅。30岁的郑洞国和17岁的陈碧莲几乎是一见钟情。婚后他继续四处征战，而只要军队一有短暂驻扎时间，她便赶去与他团聚。两人虽未有生育，感情还算融洽。然而在上世纪50年代初，当他决定接受周恩来邀请，回北京工作时，陈以不服北方水土为由，不愿一同前往，两人最后协商离婚。

经友人介绍，郑洞国在北京认识了第三任妻子顾贤娟，彼时郑52岁，顾35岁，还带着与前夫生下的一女。婚后一年多，顾氏生下一女，取名安玉。

1972年夏，顾贤娟病故。郑洞国在给儿媳焦俊保的信中说：“贤娟的死，是我人生又一次最大的打击。”5年后，21岁的女儿郑安玉，竟被工作厂内一个求爱不成的男青年残忍杀害。此时的郑洞国，在北京又孑然一身了。

后来陈碧莲还提出想和他复合，但被郑洞国拒绝。郑建邦回忆，陈碧莲活到了90多岁，他们还会经常去上海看望这位继祖母，“每次一说她都很后悔，当时三十几岁，太任性，没有跟我祖父去北京。”

次子台湾失联

上世纪80年代郑洞国曾尝试寻找，却至今杳无音信

1948年，当郑洞国被困长春时，郑安飞和郑安腾收到蒋介石送的钱，决定去台湾读书。兄弟俩发现台湾当时也是人心惶惶，待了两个月，郑安飞选择回大陆继续读书，而郑安腾则留在了那里。

此后海峡两岸，郑安腾与家人失去了联系。上世纪80年代大陆与台湾恢复交往后，郑洞国曾尝试寻找次子，却至今杳无音讯。

作为军人，郑洞国与家人团聚的次数几乎屈指可数，也很少亲近自己的孩子。他回想起东征后第一次回乡探亲，郑凤云和郑安飞躲在覃氏的身后，怯怯地看着他，不敢说话。覃氏死后，3个孩子便过着寄人篱下、漂泊不定的生活。抗战期间，郑凤云嫁给其表兄陈某，从此一直生活在石门乡间。抗战胜利后，郑安飞考上了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后被分配到沈阳工作。

“文革”期间，郑洞国的家被红卫兵“光顾”过两次，但两次都“很文明”，郑建邦后来想，或许是周恩来总理保护了祖父。倒是儿子郑安飞，由于去过台湾不被信任，饱受迫害。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郑安飞一家才在组织的照顾下，迁居北京，和郑洞国一起生活。郑建邦留在阜新县做知青，后考上东北师范大学，毕业后也回到北京工作。

郑洞国和孩子的话并不多，长孙郑建邦回忆，小时候常看到祖父和父亲俩在一个房间，一天也不说一句话。相比于父子之间的生分，郑洞国对孙辈则温和很多。郑建邦眼中的祖父一点都不威严，“不了解他过去的人，不会知道他是军人。”他极少主动跟孩子们回忆过去的戎马生活，常给他们谈论的都是历史或古代诗词。后来需要写回忆录时，也是郑建邦问一句，他答一句。

1991年1月27日，郑洞国病逝于北京。临终前，他告诉家人：“我是个军人，对生死都看得很淡，你们不要为我难过，好好生活，我这一生对国事家事均无所憾，只可惜没看到祖国统一，如果国家统一了，国民革命就算彻底成功了。”

参考资料

黄仁宇著张逸安译《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2001年

章戈、石灃《黄埔忠魂———郑洞国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03年

张正隆《雪白血红：国共东北大决战历史真相》，香港天地图书，1991年

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

郑建邦、胡耀平《铁血忠魂———中国抗日名将郑洞国图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辽沈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

《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

专题顾问

曾庆榴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教授)

李杨

(广州市社科院黄埔军校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研究员)